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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講文明·樹新風】禮俗互動的國情與民性

        在中國人心目中,大至天道運行,小如日用器物,深到修身養性,無不以倫理為本位,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概以倫理為出發點和歸宿。倫理在中國, 內化為修己之道,外化為治人之政,已超出一般意識形態的范疇,形成一系列的社會制度,即禮治秩序,這是禮俗社會的實質。

        禮在中國不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觀念,也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人際交往的規范。日用器物對消費者來說兼有物質待遇和精神待遇雙重價值。早在先秦時期,荀子就為這種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:“德必稱位,位必稱祿,祿必稱用。”(《荀子·王制》)有德才有位,有位才有祿,以物可以觀位,以德又可量物,道德表現、社會地位與財祿器用相應相稱。權力通過日用器物的等級分配,物化為各個階層生活方式的差異,這是社會模式,也是文化模式,正如司馬遷所說,禮能“宰制萬物,役使群眾”。管天、管物、也管人,這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態。

        對于“風俗”,中外文化有不同的認識和闡釋。古人稱之為“風俗”的,今人稱之為“民俗”,這一字之差,表現了中國風俗的特色。“風”,出于《尚書· 說命下》:“咸仰朕德,時乃風。”后世解釋為“風,教也”。“俗”,鄭玄在《周禮注》中釋為“土地所生,習也”。所以風俗在漢語的語義中,帶有對“俗”進行教化的寓意。這才有所謂:“道德仁義,非禮不成;教訓成俗,非禮不備。”(《禮記·曲禮》)突出以禮治俗的統治思想,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。為政必先究風俗,觀風俗,知得失,這是歷代君主恪守的祖訓,帝王不僅要親自過問風俗民情,委派官吏考察民風民俗,在制定國策時作為重要參照,并由史官載入史冊,為后世的治國理政留下治理風俗的經驗。

        所以,禮與俗,無論就其社會功能還是文化屬性來說,分處于國家與民間的不同層次??鬃诱f“禮失而求諸野”,“禮從宜,使從俗”。有生活才有規范生活的禮,所以俗先于禮,禮本于俗。俗一旦形成為禮,上升為典章制度和道德準則,就具有規范化的功能和強制性的力量,要求對俗進行教化和整合。所以禮雖然起源于俗,卻高踞于俗之上,成為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主流,其涵蓋面之廣,幾乎成為中國文化的同義語,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與“禮”相似的語詞,這是有別于西方,從中國社會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,理應成為本土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概念。

        從禮俗互動的視角考察中國人的衣食住行,有助于深入認識中國的國情和民性。例如中國人傳統的住房多以平面建筑為主,為什么很少向高層發展?地理環境、建筑材料固然有影響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社會制度的制約和社會觀念的崇尚,緣于禮制以尊卑貴賤的等級限定民居的高度,即使擁有錢財,也不能隨意建高層。不向高處發展,就橫向發展,因此形成一進或多進的深宅大院。

        中國人崇尚金木水火土五行學說,土是承載負重的大地,木能建構空間,土和木是建筑平房的最佳材料,卻不宜造高樓,所以中國的民居沿著地平線延伸,平穩舒緩、布局均衡。每所住宅由東西南北四向構成四合院,正房、偏房、廂房、穿廊,主次分明,充分體現一家之中長幼有序、上下有分、內外有別的規則。所以中國人的衣食住行、婚喪節慶,不論形制、儀式和內容,莫不體現出禮制的主導作用。

        再以飲食為例,隨處可見飲食烹調與倫理政治相通的傾向,普普通通的日用器物,一旦注以倫理政治的觀念,立即神圣不可侵犯,鼎就是突出的一例。

        鼎,自古以來被認為是國家的重器,其實是只飯鍋,古人認為是“調和五味之寶器”。用寶器供奉祖先和神靈,施行祭祀的重大禮儀,這就不同凡響,因而被尊為禮器。傳說黃帝鑄造了三只鼎,以此象征天地人;夏禹收羅全國的金屬,鑄成九個大鼎,作為傳國之寶。周滅商后,移九鼎于鎬京,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,自此,定鼎喻為國家政權的奠基,鼎也就成為權力的象征。鼎有了這樣特殊的價值,就不能再為普通人所擁有,因此又有列鼎制度。天子可以有九鼎,諸侯七鼎,大夫五鼎,士三鼎。士、大夫、諸侯、天子,權力愈大擁有的鼎數就愈多。調和鼎鼐這一本來純屬烹飪的術語,在古代亦可作為宰相治理國政的代稱。春秋時晏嬰對齊景公談論君臣關系時,以和羹作比喻。孫子論兵學是烹飪之學,《淮南子》論治學以烹飪為例證,老子的“治大國若烹小鮮”傳誦千古。這些都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,他們不厭其詳地從烹調方法論及國家大事,是治國理政高度權術化的表現,也是倫理政治對生活強力滲透的結果。

        總之,在傳統中國,衣食住行,百姓日用,無不具有倫理的意義,有的已成為政治倫理的符號,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屬獨一無二。從這里可以理解任繼愈先生為什么強調,外國人學漢學要從認識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開始。 (作者劉志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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